2021年度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各分支方向的研究稳步发展。本年度汉语音韵学研究分为五大部分进行概述：一、上古音研究；二、中古音研究；三、近代音研究；四、有关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及学术史研究；五、学术著作出版和重要学术会议。

　　一、上古音研究

　　（一）上古韵部及《诗经》用韵研究

　　王兆鹏的《上古韵部小类次序研究——以出土古文字通假例为依据》（《古汉语研究》第1期）和《上古出土文献韵部亲疏关系》（中华书局）注重利用出土文献及古文字通假材料来探究韵部之间的语音关系，对《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中的异文通假材料进行了穷尽式的筛选整理与统计分析，根据通假频次的统计结果判定上古三十韵部之间的亲疏关系，最终确定的韵部对转关系与王力《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基本一致，印证了上古韵部分十一小类的正确性，并为明确旁转关系调整了韵部小类的排列次序。

　　黄易青、胡佳佳《从〈诗经〉四等相押看古韵主元音分布和介音分类》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通过对《诗经》用韵四等七类相押的统计分析，重新审视了上古主元音分布、介音分类及音读等问题，并印证了前贤关于历时音变规律的若干主张。魏鸿钧《〈诗经〉用韵的数理统计分析》 [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运用数理统计法重新检视《诗经》用韵，并据此讨论了“脂微”“质物月”“冬东”“真文”的分部依据、中古去声字的上古归部等问题。

　　（二）上古声母研究

　　边田钢《上古汉语清鼻音声母音位化构拟新探》（《中国语文》第2期）探讨学界争论较多的上古汉语清鼻音声母问题。该文以《广韵》这个封闭系统的谐声例证为主要材料，并结合通假、异文、古文字等上古文献证据，分析并检验各声母的分布条件，将前人所构拟的多套声母音位化构拟为一套，认为各部位清鼻音通过条件音变分化为中古清擦音、次清塞音声母。

　　郑妞《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通过对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字的系统考察与辨证，探究上古声母研究中与特殊谐声字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该书全面收集韵书、音义书所记录的中古音切，并结合经师音注、假借、异文、同源词等文献内证材料，考察了牙喉音与章组、端知组、精庄组、帮非组之间的特殊谐声字在上古时期的语音面貌，发现真正的特殊谐声字数量不多，并且相当一部分特殊谐声字的产生与系统性的历史音变无关。该书认为绝大多数特殊谐声字的读音在上古已形成，当是单辅音声母，复辅音构拟在解释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以意义区分的异读现象、历史语音的发展演变及音系的声韵配合上存在矛盾。

　　郑妞《从古代方语差异再论上古晓母和心母相通》（《长江学术》第3期）通过对《经典释文》等音注材料中不同注家注解的整理分析，指出上古晓母与心母的纠葛与s-前缀无关，而是因为晓母字以细音为条件演变为心母，此变化在上古可能已经存在，在汉魏晋时期则存在方言的区分。

　　（三）上古声调研究

　　刘鸿雁、马毛朋《论段玉裁的“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兼论声调源于韵尾假说》（《语言学论丛》第63辑）指出段玉裁关于上古汉语声调的重要论述“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总体上是正确的，汉语声调源于韵尾的假说在解释上、中古异调字问题上存在逻辑困境。张树铮《从语气词看上古汉语的调类和调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根据上古汉语中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句调与语气词的字调之间的对应关系，推断上古平声是升调或高调，上声是降调或低调，且上声和阴声韵没有塞音尾。南小兵《关于清儒对上古声调中“去入关系”的再讨论——从“鼻”字方音说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考察了“鼻”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读入声的区域分布情况，指出其字音可能是上古入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强调了现代方言材料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性。

　　（四）上古方音研究

　　胡森、王兆鹏《从楚简帛通假字论战国楚音韵部的排序》（《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以楚简帛通假字为材料探讨战国楚音系的韵部排序问题。该文对《楚简帛通假汇释》和《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所收录的通假用例进行统计、归纳与分析，根据异部通假频次所反映的音转关系确定韵部之间的亲疏，并重新排列了韵部的次序。

　　贾海生、张懋学《岐周方音在安大简〈关雎〉中的遗存——关于教通芼或覒的解释》（《汉语史学报》第25辑）讨论《诗经·周南·关雎》不同版本中的“教”“芼”“覒”能否相互通假的问题。该文指出“教”与“”为一字，“”在《集韵》中有北角切一音，据此音上溯并推断先秦岐周方音中“”与“教”属明母字或带鼻冠音，因而能与《毛诗》《韩诗》中的“芼”“覒”构成通假关系。

　　（五）汉藏语同源词、借词研究

　　王艳春《汉藏语音韵对应研究——以杨福绵汉藏音韵研究成果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并整理了杨福绵所撰写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系列论文，从中归纳同源词并汇编为《杨福绵汉藏语同源词谱》，参照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的上古音体系对杨福绵同源词的声母对应情况和韵母对应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上述同源词的音韵对应关系及其规律做了总结。

　　曹亚北《上古汉语中的“犊”是借词吗？》（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2期）根据先秦出土文献中的用例确定“犊”的始见时代，在此前提下借助谐声、通假、异文等材料考察“犊”的上古音，并借鉴有关定母字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犊”与阿尔泰语首辅音为t的词不构成语音对应，因而“犊”并非阿尔泰语借词。

　　王丹《日语训读与上古汉语字音对应例析》（《语言研究》第3期）提出日语训读中的少数字借自上古汉语，考察它们与上古汉语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为上古汉语复辅音、*-s与去声的关系、阴声韵是否有塞音韵尾等问题提供佐证，从训读到音读的对音材料也有助于探究从上古到中古的音系演变脉络。

　　（六）关于具体字的古音构拟、上古时期的语音演变等问题的讨论

　　马坤《论“黽”及相关诸字之古读及形体演变》（《中国语文》第1期）据古文字材料梳理从“黽”诸字的形体源流，分别考察三类“黽”字的押韵、谐声和通假情况，在此基础上针对“黽”字的形音义对应关系和古音构拟提出了新看法，还顺带讨论了“兴”“寻”“孕”等相关诸字的形体和古读。李豪《结合古文字和文献用字论“兕”“弟”“雉”等字的上古声母》（《出土文献》第1期）通过考察“兕”“弟”“雉”等字的战国文字字形和文献用字情况，重新审视了新派古音学家对这些字的上古音构拟，认为它们的上古声基都是*l-。作者强调要充分利用古文字字形和典籍的通假异文材料来推进上古音研究，并及时关注新的研究成果。

　　蒋冀骋、席德育《〈说文〉“省声”“读若”所反映的语音演变》（《古汉语研究》第1期）通过考察《说文》“省声”“读若”等音注材料，论证了一系列从先秦到汉代的重要语音演变：东汉时期章系已从端系分出、喻四已从定母分出、部分长入字已变为去声，等等。

二、中古音研究

　　（一）中古声母研究

　　石慧《〈广韵〉庄组特殊反切现象试释》（《中国语文》第5期）探讨《广韵》庄组三等字可用其他声母字做切下字，却不能做其他声母字的切下字这一特殊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反映了庄组三等字除i介音外还有一个其他介音，并从庄组的上古来源、两类重纽的语音区别、庄组与两类重纽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庄组三等字的介音应拟为-ri-。作者基于对上述现象的分析，归纳出一条反切原则：带有某类介音的字不做不带这类介音的字的切下字，但可用不带这类介音的字做切下字。李广宽、陆燕《从〈碛砂藏〉随函音义看唐宋时期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路径》（《语言研究》第1期）指出《碛砂藏》随函音义所显示的知庄章三组声母的演变路径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与唐宋时期的一般情况相符；根据其中的音变细节来反思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和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的情况，认为别字异文材料中庄组字与知章组字代用例少是因为缺少对等音节，不能说明知章两组先合并，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知二庄与知三章的分组趋势也不能说明它们分别合并，这很可能是三组声母已合流、满足洪细分组条件之后的表现。

　　有关中古方言声母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唐宋西北方音。邓强《晚唐五代西北方音云、以、影三母的关系》（《语言研究》第2期）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中晚唐五代写卷中的别字异文材料考察了云、以、影三个声母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在晚唐五代西北方音里云母和以母的关系较密切，但未完全合并，云影之间、云以之间则只是部分字相混，总的来说三个声母仍各自独立为一类。李华斌《敦煌写卷的疑母字声母脱落现象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指出敦煌材料及其他唐五代时期的音注材料都显示疑母的脱落是从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的，敦煌写卷的疑母字尚在变化初期；甘陕晋方言疑母字的今读与唐五代西北方音构成对应关系；疑母字脱落的原因是在高元音i、u、y前发生了条件音变。李华斌《泥来不分和唐宋西北方音》（《语言研究集刊》第28辑）认为敦煌蒙书注音、梵汉对音、异字别文、佛经音义及西夏文汉字对音等材料都表明唐宋西北方音中泥来不分；今甘陕晋宁的泥来不分，局限于山西的南区和陕西的西府等地，与唐宋西北方音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庐陵、西蜀、京山等地的泥来不分则并非继承自唐宋西北方音；唐宋西北方音的泥来二母应是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其音值尚不能确证。

　　（二）中古韵母、声调及诗词用韵研究

　　李存智《〈切韵〉系韵书韵类与o、a元音韵系》（《台大中文学报》第72期）通过检视*o、*a韵系各韵在《切韵》系韵书中的排序，探究其中存在的音韵类型差异及其所透露的语音史信息，据此说明o、a元音韵系的历史演变，并结合汉语方言比较的成果重建了上古韵部的*o、*a韵系。

　　声调方面的研究有余忠《“不”字入声读音考》（《语言学论丛》第63辑）通过考察字书、韵书和诗词押韵的材料，提出“不”读入声始于北宋初期，来源为“不”的阴声韵增生塞音尾，而非来源于“弗”，原因在于先秦至唐宋文献“不”的用量远超“弗”，且北宋“不”的入声读音为帮母合口一等，与“弗”非母合口三等不同。结合近体诗律考察声调的研究有程悦《“判花”考》（《文献语言学》第12辑），该文根据字书、韵书和诗词押韵材料，提出“判”读平声和读去声时“判花”对应不同的意义，读平声表示赏玩花木，读去声表示签署花押，并认为唐代律诗中的两例不易解释的“判花”应当属于前者，不存在出律问题。

　　关于诗词用韵的研究有李蕊《从唐代近体诗用韵看〈广韵〉“独用”“同用”例》（《汉语史学报》第25辑）和《唐代古体诗韵部演变考》（《古汉语研究》第1期）。前者系统整理了唐代近体诗用韵情况，并与古体诗用韵进行比较，据之归纳并呈现唐人功令的面貌，进一步论证了《广韵》的“独用”“同用”例正是承袭唐人功令而来。后者系统考察了唐代古体诗的用韵情况，对其韵部进行系联和归纳，发现韵部数目由初唐37部，经中唐32部，减至晚唐30部，由此可看出韵部系统在有唐一代的简化趋势。

　　（三）《切韵》音系性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音系基础一直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课题，本年度又有新的进展。孙玉文《〈切韵序〉试读兼及〈切韵〉音系性质问题》（《修辞研究》第6辑）通过对陆法言《切韵序》的分层释读，探讨《切韵》的分韵原则、操作办法和编纂理念，论证了《切韵》音系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尽量求分的读书音系统，其音系基础不是金陵方言或洛下方言，但音值受两地的影响应该较大。侍建国《从〈切韵序〉〈音辞篇〉看陆法言、颜之推的“正音”观》（《语言学论丛》第63辑）通过比较《切韵序》和《颜氏家训·音辞篇》对于南北声母、韵部及古今语音差异的论述来审视《切韵》音系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表示音类差异的规范系统，反映了陆法言、颜之推心目中的语音规范理念，无法根据《切韵》归纳出一个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单一音系”。

　　据《切韵序》所言，《切韵》一书孕育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长安论韵”。关于“论韵”的确切年份，学界众说纷纭。鲁国尧《语学与史学的会通——三十而立，再证“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古汉语研究》第3期）一文运用考据语史学的方法，重新论证了长安论韵的时间应为开皇六年，并提出“以今例古法”“知人论世说”“齐一律”等新见。

　　（四）《切韵》系韵书的整理与研究

　　对《切韵》系韵书进行整理、点校的著作有徐朝东《切韵汇校》（中华书局）和蔡梦麒《广韵校释》（中华书局）。《切韵汇校》以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底本，将王一、王二本收入并汇校。《广韵校释》以泽存堂本为底本并参校诸本，以前代韵书订正《广韵》的语音系统，并注明了每个小韵的中古拟音（王力系统）和每个字头的现代汉语拼音。

　　在韵书研究领域，《广韵》的异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赵庸《〈广韵〉俗字所生假性异读札记四则》（《励耘语言学刊》第1期）考察了“趍”“墤”“痳”“?”四字的异读情况，指出此类现象表面上是一个字形有多个读音，实际上是“同形字本自有不同读音”，不能构成真正的异读关系。

　　现存各类唐五代韵书残卷的性质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丁治民、李惠超《论四种敦煌韵书残叶之性质》 [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通过对斯五九八〇、伯三七九九、斯六一五六、斯六〇一二这四种残卷的仔细考察与疏证，论证了它们的性质应为“增训加注字”类《切韵》。

　　此外还有从文字学角度考释韵书疑难字或从文献学角度探讨《切韵》系韵书成书、流布过程的论文，如刘亚丽《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疑难字考释》（《语言研究》第3期）、李子君《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大宋重修广韵〉与〈钜宋广韵〉考实》（《文献语言学》第12辑）等。

　　（五）其他中古韵书及音注材料的整理与研究

　　席德育、蒋冀骋《同形字与〈集韵〉又读考辨》（《语言研究》第2期）选取《集韵》中的20个字（、籴、餐、囋、、巂、鳺、疣、搉、瘥、疔、疹、痏、、、麑、、摼）进行考辨，认为其异读的形成原因是编撰《集韵》时用读音来区分代表不同词的同形字。

　　张冰《〈经典释文〉同义异读字之“或音”“一音”考》（《语言研究》第1期）针对《经典释文》中涉及“或音”“一音”的同义异读字的注音情况做了专门考察，并与中古时期其他韵书及音注材料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对比，认为陆德明是按照“典籍常用、会理合时”的标准对这些字的多个读音进行判定和取舍的，被认定为“或音”“一音”的读音大体有四种来源——方俗音、古音、由异文或异源产生的读音、北方音。储丽敏《从新反切层的角度看敦煌残卷〈周易音义〉性质》（《汉语史学报》第24辑）基于对今本《经典释文》反切结构的认识，对比分析了敦煌残卷本和今传宋本《周易音义》中“可比勘反切首音”的类型和层次，据此推测二者所据祖本十分相近；从历时和共时角度逐一考察了目前可得的音义材料所体现的新反切层，据此认为上述两个版本的《周易音义》在唐代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勘改。

　　对其他重要的音注材料进行整理或研究的论著还有：张冰《王念孙〈广雅疏证〉与〈博雅音〉校文对〈博雅音〉语音研究的作用》（《中文论坛》第10辑）、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中的遇摄特殊音切考》（《语言研究》第1期）、万献初《汉书音义研究》（中华书局）、廖秋华《〈史记索隐〉中的新型反切结构》（《语言研究》第2期）、廖秋华《从胡三省自注反切与征引反切的比较看他的审音标准》（《汉语史学报》第24辑）、黄仁瑄《续一切经音义校注》（中华书局）、辛睿龙《〈广弘明集〉历代佛经音义校读举例》（《语言研究》第3期）、李华斌《敦煌写卷佛经音义疑难字考释六则》（《中国文字研究》第33辑）等。

　　（六）对音、汉字音材料与中古音研究

　　利用域外对音、汉字音等材料来探讨汉语音韵问题也是本年度研究热点之一。

　　梵汉对音材料很早就被视为研究中古音的重要材料。李建强《〈涅槃经〉三个译本e、ai字母对音透露出的语言文献问题》（《汉语史学报》第25辑）比较了梵文字母e、ai在《涅槃经》三个译本中的对音差异，认为所用对音字的异同反映了中古齐韵系字的上古来源及其演变历程。余柯君《四种〈大身咒〉齿音声母的比较研究》（《语文研究》第2期）尝试从历时的角度观察并分析梵汉译音系统。该文比较了四种《大身咒》齿音声母字的对音差异，认为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涉及对音风格差异、基础方音差异和历史语音发展三个方面。向筱路《辽代慈贤译〈白伞盖陀罗尼〉韵母对音研究》（《汉语史学报》第25辑）对慈贤译《白伞盖陀罗尼》的韵母对音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认为可从中发现11世纪辽代北方汉语的若干语音特征，如“舌尖前元音可能已产生”“宕摄入声字出现文白异读”“三、四等字有i介音”“入声韵尾有弱化”等等，继而指出“宕梗两摄阳声韵尾消变”的现象可能是慈贤译经承袭不空译经音系的表现，强调应注意剔除唐以后译音材料中的存古现象。

　　郑伟《中古汉语几种韵母特点在汉越语中的反映》（《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1辑）通过对越南汉字音材料的考察来探究中古时期的几种韵母特点，认为来自上古鱼、侯两部的虞韵字读-ua，来自上古歌、佳两部的支韵字读-ia，麻、佳同韵读-e/-ue，尤、幽总体相混，幽韵表现并非重纽四等，梗摄二等庚、耕韵字读-anh，三等庚、清韵和四等青韵读-anh或-inh，觉韵读-ac，药韵读-u’o’c。该文着重讨论了上述特点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强调汉越语资料对中古音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蔡欣然《汉语、日语传承汉字中古异读的差异性比较》（《中国文字研究》第33辑）以中古音为参照，对比汉语和日语在中古异读字读音取舍上的差异，认为据此可以间接证明汉语语音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