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分支研究方向相对较多，研究内容相对繁复。鉴于训诂学涉及词语的语义解释，与历史词汇研究关系密切，故部分训诂学研究成果附入本节。本节所介绍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主要包括：各历史分期的词语考释、词语演变研究、专书和专题词汇研究、词汇学和训诂学理论研究、辞书编修研究、词汇学史及训诂学史研究等。

　　总体而言，2021年度汉语历史词汇、训诂学研究领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各分支方向的研究均取得了稳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各历史分期的词汇（训诂）研究不断精进、深入，呈现出如下特点：一，利用新材料并使用新方法研究老问题；二，既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紧密结合，也注重书面语文献与同时代口语文献材料的紧密结合；三，注重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思考的结合。

　　第二，词语历时演变研究在三个维度上推向纵深，明显地扩展了文献材料运用的广度：一，跨时代的词语演变研究，在运用文献材料时越来越注重缩短年代跨度；二，重视方言历史文献的运用，强调历史词汇研究的地域性，突出了不同地域的词汇特色；三，重视语言接触对汉语词汇演变的影响，充分利用接触语的材料和文献。

　　第三，专书、专题词汇研究在深入发掘专书或专题词汇状况和特色的同时，也注重与其他文献的对照和对比，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突显了专书或专题词汇的特色。

　　第四，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理论思考不断加强：一方面，运用特定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传统的词汇学、训诂学具体问题；另一方面，重视词汇学、训诂学理论的研究和理论建设。

　　第五，词汇学、训诂学研究成果在辞书编修实践中得到广泛、深入的应用。

　　第六，对词汇学史（训诂学史）的研究，不仅有细致的材料梳理，而且更加注重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具体研究案例进行深入思考。

一、词语考释

　　词语考释是词汇训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一直备受研究者重视。不论是传世文献的词语考释，还是出土文献的字词解诂，抑或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与互证，本年度相关研究均成绩斐然。

　　（一）传世文献词语考释

　　汪维辉《〈孟子〉》“市贾不贰”究竟该作何解？——附论“巨屦小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指出“市贾不贰”和“市无豫贾/市不豫贾”是意思不同的两句话，“贰”和“豫”并非同义词；“市贾不贰”的“贰”解作数词“二”是很通顺的，故该句最合理的解读是赵岐所解的“市场上的价格没有两种”。文章分别从相关语境的文理寻绎、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以及基于语法结构的语义分析等角度，说明为何肯定赵岐的这一解释。文章还指出，对该段下文中“巨屦”“小屦”的语义分析，可以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孟子独特的言说风格和话语特色会给阐释带来独有的难度，基于阐释史的历代注疏与原文之间也会有“误读”与错位。

　　孙玉文《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语言研究》第1期）重点解答两个问题，一是决定诗句理解的“只是”如何释读，二是“只”的读音，因为其读音古今不同。该文认为，“只是近黄昏”的“只是”不能理解为“正是”，只能理解为“只不过”“但只是”。“只”跟“祗、秖”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原来读平声；这个词跟“止”本是两个不同的词，“止”读上声，跟“只”是同义词。后来“止”占上风，人们将“只”读成“止”，是一种训读现象，于是“只是近黄昏”的“只”读成了上声。

　　郝士宏《〈诗经·秦风·驷驖〉“歇骄”解》（《战国文字研究》第3辑）对“歇骄”的词义进行了讨论。文章罗列各说，详加辨析，认为“歇骄”应看作联绵词，有“猲獢”“獢”“揭矯”“拮矯”“指橋”（“指”为“揭”之讹）和“担撟”（“担”为“揭”之讹）等不同书写形式，当如王逸所言为“纵心肆志”之意。

　　郭浩瑜《也谈“寤生”》（《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逐一指出文献中有关《左传·隐公元年》“寤生”的八种解释的不合理之处，认为“寤生”当为“晤生”，是后半夜出生的意思，而这在先秦时期大约是不吉利的，故而姜氏感到厌恶。樊波成《〈荀子〉联绵词柬释》（《汉语史学报》第25辑）分析了《荀子》中“綦谿”“胥靡”“薛越”“竭蹶”“睪牢”等词，认为这些双声或叠韵的联绵词均是由同义复词演化而来。付建荣《〈齐民要术〉注解考释三则》（《汉语史学报》第25辑）考释《齐民要术》中出现的三条注解，得出如下结论：“无若”是“无苦”的形讹，“无苦”犹言“无妨”；“人室”是“入室”的形讹；“无在”是指“不须”。该文同时分析了相关词义的理据。文俊威《〈伏魔宝卷〉词语考释》（《汉语史学报》第24辑）讨论了《伏魔宝卷》中的“娘生面”“警中”“答查对号”“滕那”等疑难词语的释读。

　　（二）出土文献词语考释

　　李发《甲骨文中两组义近祭名辨析》（《古汉语研究》第3期）就甲骨文“祭”与“祀”、“告”与“”两组义近祭名进行辨析。“祭”主要用作祭名，为某种祭祀方式的专称；“祀”超过一半的用例为纪年词，近一半的用例是祭名，为祭祀方式的通称。“告”“”为近义词，均为告祭。“告”指祝告、禀告，重在口头；“”则指称册以告，重在书面。“告”“”往往后接不同的祭祀对象，且语法形式也有差异。方稚松《甲骨文“”字含义探析》（《语言科学》第1期）通过梳理“”字在甲骨文中的各种辞例，指出其各类用法含义中都含有核心义素“建、设、立”之类意思，而这一含义与其字形义也是相符的，因此，其最初含义中应含有“陈设、设立”之义。

　　“蔑”一词，金文习见，但其释读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因近年楚简等新见材料中出现了相关新线索，此词的释读重新引起学界的兴趣。王志平《“蔑”新解》[ 陈斯鹏主编《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二）》，中西书局，10月 ] 将西周金文“蔑”释读为动宾结构的“伐劳”，认为这一解释还可以妥当处理“蔑”“蔑于某”等结构。陈斯鹏《金文“蔑（《出土文献》第3期）”读为“劳”，但主张“蔑”读作“勉”，“勉劳”为并列式动词。

　　王志平《“石沱”新释》（《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认为，楚系青铜器所见“石沱”等本字当作“宕沱”或“宕铊”。石为禅母铎部，宕为定母阳部，禅母定母的关系密切，铎部阳部对转，故“石沱”可读为“汤池”。“汤池”古多指城池。楚金文中以“汤池”代指盛汤之器皿，是一种语言学上的转喻行为。蒋文《春秋金文“不不差”新解》（《语言科学》第6期）认为“”所记录之词应当就是传世文献中训“邪”的“违”或“回”，“不违”“不回”的意思是“不邪僻”，它和“不差”（不差忒）对举，意义亦相关。汤志彪《毛公鼎“赐女兹灷用岁用政”新解》（《出土文献》第2期）据辞例比勘及句子结构分析，认为“灷”字当读作“乘”，“岁”当读作“会”，训作征伐，“赐女兹灷（乘），用岁（会）用政（征）”就是说赏赐你这辆马车，用于征伐。

　　徐正考、王景东《〈居延汉简〉字词札记三则》（《古汉语研究》第2期）通过居延汉简中记载守御器情况的简文，对三则字词进行校正和考释：改释“斧”为“蚤”；“堵黑”指涂漆；“纬”为捆束弩弦于弩身的线绳，与“絗”和“缴”同中有异。

　　（三）利用出土文献解决词义训诂问题

　　随着古文字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日趋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为汉语史尤其是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极大地拓展了词汇史、训诂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其研究内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能帮助研究者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古书中的一些词义、训诂问题；利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传世文献的原意和词语的变迁。“对读”“新证”已经成为历史词汇研究和训诂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1.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确定传世文献的形成年代

　　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了《山海经》中的“毛”“瞻诸”等词，又将《山海经》“刉”“婴用”“不眯”等字词与出土文献对比，认为这些词不见或绝少见于其他传世典籍，仅见或多见于《山海经》和楚简及楚地所出秦简，从而推论《山海经》中《山经》部分产生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产生地域很可能是在楚地，作者应为楚人。根据词汇史的观点推定文本产生时代，此前有杨伯峻、张永言、江蓝生等经典研究个案，此文是这方面研究的新尝试。

　　边田钢《汉语史视角下的〈淮南子〉校释新证——立足于西汉前期字形、词义和字词关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根据对汉代字形、汉代字词关系等方面的新认识，重新审视并讨论了《淮南子》书中的若干校释问题，强调要有汉语史的眼光，要重视文本产生时代的语言特色。

　　2.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世文献中字词的准确含义

　　刘钊《关于〈孟子〉一处词语训释和理解的辨正》（《文献语言学》第12辑）对《孟子·尽心下》“将复之”的“复”字含义进行了讨论。注释者一般将此“复”字训释为“再”。文章经综合考证，尤其是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作为佐证，认为应将其训为“复仇，报复”。

　　《楚辞·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中“穱”字的含义，自来多有异解。黄锡全《〈楚辞〉新解一则——“稻粢穱麦”之“穱”与金文甲骨之“”》（《中国文字学报》第11辑）认为“穱”就是常见于西周金文、与“稻”“粱”并举的“”，即“黍之不黏者”。

　　3.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发现并校正传世文献中的字词讹误问题

　　季旭昇《从清华柒〈越公其事〉的‘弃恶周好’谈〈左传〉的‘同好弃恶’》（《中国文字》总第6期）根据清华简《越公其事》篇“弃恶周好”一句，从字形、词义等角度论证《左传·成公十三年》“同好弃恶”之“同”当是“周”之误字。

　　孟蓬生《“匹”“正”同形与古籍校读》（《中国语文》第1期）对“匹”“正”互用的实例进行了汇集和补充，利用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和古籍例证勾勒出两字互用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之上解决古籍中一些疑难字词和文句的理解问题。该文得出如下结论：汉字发展史上的“匹”“正”互用现象应看作同形，而不是互讹；“匹”“正”同形的现象大约始于西汉中期；楷书字形所谓“匹”字异体“疋”本作“”，来源于“匹”“正”同形现象发生后“正”字的写法；古书中一些训“必”的“正”字为“匹”之同形字，假借为“必”；古人名“邮无正”之“正”当视为“匹”之同形字，假借为“恤（卹）”。

　　胡敕瑞《〈说文〉校订二则》（《古汉语研究》第4期）校订了今本《说文》中的两则错误。一则是《言部》“诞”训“词诞”之误，另一则是《金部》“金”训“久薶不生衣”之误。该文在校订中重视结合唐代写卷和出土简帛等新材料，再一次说明新材料对发现并解决旧问题具有特别的价值。

　　4.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梳理字词的语义源流演变

　　蒋文《据出土及传世文献说上古汉语中“继承”义的“序/叙”》（《中国语文》第1期）指出，春秋金文及战国竹书中一些从“予/余”得声之字所记录的词就是“继承”义的“序/叙”，西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有一些“序/叙”也应理解为“继承”。高罕钰《以“辟”为例谈谈先秦出土文献所见词汇的非常用义》（《汉语史学报》第24辑）结合出土文献材料，探讨“辟”有“辅助”义的来源及演变过程，认为“辟”字“辅助”义用例主要集中在西周铭文中，书面化程度高、使用范围有限；“辟”字“辅助”义当是其“治理”义的引申，在内外竞争中，因用例少、边缘化，成为“辟”的非常用义。

　　5. 出土文献资料有助于梳理复杂的字词关系

　　杨建忠、王月婷《说“敎”“学”》（《辞书研究》第2期）通过梳理字形源流发现，甲骨文中就有“敎”“学”二字，二者区分清楚，当是两个词，但因二者语义相当，又“使……学”用“学”或“敩”字记录，遂致“敎”“学”“敩”三个字形混用。墙斯《“斿、游、遊、汓、泅”字词关系考》（《汉语史学报》第25辑）从游水义“游”切入，结合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古书用例，全面考察相关字词之间的关系，廓清了各字与旗旒、游水、游历等义的对应关系，又根据故训、异文等材料，从音理、词义等角度论证“泅”最初是“游”的语音变体。

　　此外，高中正《清华简“情”与今文〈尚书〉“密静”合证》（《出土文献》第3期）、刘洪涛和沈晓凡《利用出土文献校正王力〈古代汉语〉文选注释举例》（《出土文献》第3期）、陈哲《〈淮南子〉与银雀山汉简合证二则》（《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8辑）等论文或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读，或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提供的线索和证据，对古代文献中的一些词义训诂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

　　出土文献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价值自不待言。不过，出土文献也会出现一些讹误衍脱的文字问题，或者出自于不同传本，若无坚实证据，不可据以轻易否定传世文献。蔡伟《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曾列举多个出土文献误字之例，并指出：“切不可过分地迷信出土文献，盲目地推崇简帛古书，因为简帛古书同样也存在着很多书写上的错误，应该据传世本或文义来校正。”（第41页）肖晓晖《也谈“亦职有利哉”之“职”的释读与校改》（《历史语言学研究》总第16辑）认为，古书“职”字可释为“常”“当”等，“职”与“尚”的谐声字关系密切，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轻易认定传世文献“职思其居”“亦职有利哉”等句中的“职”就是“猷”之误字。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赵长才、肖晓晖、杨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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