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古代辞书编纂形成了经世致用、追求确证和传承创新的优良传统；近现代以来，《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经典辞书又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表述。中国辞书精神是中国辞书人核心价值和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是推进辞书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综合古今，中国辞书精神的内涵可以表述为：文化担当的爱国精神、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新时代赋予中国辞书人新使命，面对新技术的挑战，更应大力弘扬中国辞书精神，做好辞书内容建设，创新辞书服务形式，从辞书编纂研究拓展到辞书生活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辞书精神；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

一、引言

　　中国辞书精神，是中国辞书人在辞书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辞书辉煌成就的客观反映，是中国辞书人核心价值和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同时，辞书精神具有能动性，是推进辞书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辞书精神植根于中国辞书人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辞书人的学术思想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

　　（一）经世致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所学来“经世济民”。徐时仪（1991）指出：“儒家经学对古代辞书编纂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儒家经学的研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辞书的产生和发展，辞书的大量编纂又反过来为经学的研治提供了方便。”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载体，所以整理文字、编纂辞书的工作是“本立而道生”的大事。由政府推动辞书编纂是辞书服务国家需要的重要体现。1710年，清康熙皇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编纂大字典，钦定它为“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命名为“字典”，后世称《康熙字典》。

　　（二）追求确证。西汉末年，扬雄在首都长安街头，手握毛笔，向各地人士询问方言异语，并在随身携带的白绢上记录，用了27年时间完成《方言》这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博问通人”“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经过20多年的推敲、修改，直到准确无误后才让儿子献给朝廷。清代王念孙用10年时间为《广雅》作注，详加考证，就古声以求古义，改正原书讹误，写成《广雅疏证》。其子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序》说：“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三）传承创新。中国最早纂集经传文字训诂的辞书《尔雅》，由秦汉时期的学者缀辑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是“十三经”之一，后代出现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辞书以及专门研究雅书的学问“雅学”。《说文解字》历代有许多学者研究，清代研究最为兴盛，如段玉裁为阐发《说文解字》体例而写的《说文解字注》，从1780年开始写作，成书于1808年，时间长达近30年，王念孙为之作序，盛赞这本巨著“（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明代梅膺祚《字汇》将《说文解字》540个部首归并为214个，按笔画多少排列，方便检索。之后张自烈《正字通》继承这一编排体例，扩充内容并多有补正。《康熙字典》则是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增订完成。历代辞书就是这样通过不断传承和创新，在积累、传播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现代辞书人的精神特质跟古代辞书人一脉相承，同时辞书业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行业，从一个行业侧面呈现了中国精神的特质。中国精神的内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张江（2022）曾论述训诂精神，指出：“训诂是一种精神。其基本构成是，真理性、确证性、创造性的不懈追求。”真理性、确证性、创造性的不懈追求，就是一种科学探索精神，因此，辞书人身上也体现着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辞书精神是一个不断开放的精神体系，体现在具体的辞书实践中并不断深化发展。目前已有以下几种单本辞书的精神表述。

　　（一）《辞源》精神：胸怀家国、传承文化的责任担当，文化为本、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俯首孺牛、宁静致远的奉献精神（周洪波2016）。

　　（二）《辞海》精神：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巢峰，徐庆凯1992）；奉献精神、严谨作风、科学态度、整体意识、严明纪律（巢峰1998）。

　　（三）《现汉》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张稷2004）。

　　（四）《大百科》精神：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主动开拓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无私的奉献精神（金常政2003）；爱国奉献、团结协作、科学求实、开拓创新（刘云山2009）。

　　这些表述中，“爱国、文化、责任、科学、创新、开拓、严谨、求实、团结、奉献”都是出现两次以上的词语，汇聚为中国辞书精神的共同特点。中国辞书学会老会长巢峰（2007：554）撰文论述辞书工作者应具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归纳为“忘我的奉献精神、正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态度”4个方面，并指出：“如果说奉献精神和指导思想，是严谨作风的前提；那么，也可以说，严谨作风就是奉献精神和指导思想的结果”。会长李宇明（2022）指出：“吃苦耐劳、认真钻研、一丝不苟、弘扬文脉的精神，就是辞书人的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辞书精神的内涵建议表述为：文化担当的爱国精神、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中国辞书人在爱国精神的旗帜下胸怀家国、担当文化，在业务上守正创新、科学求实，在作风上执着专注、坚毅顽强，在修养上甘于寂寞、无私奉献。中国辞书精神，体现着科学家精神和中国精神，是无数的辞书实践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二、文化担当的爱国精神

　　刁晏斌（2022）把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优良传统总结为“深切绵长的家国情怀、以开启民智为首要目标、以富强国家为最终诉求”3个要点。中国现代辞书的发展跟中国语文现代化密不可分，这也是中国辞书人践行的优良传统。清末民初，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文化迅速冲击着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社会语言发生极大变化。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把救亡和启蒙作为历史赋予的责任，一大批专家学者把编纂辞书作为学术报国、奉献人民的实际行动。

　　20世纪初，陆尔奎觉得应该有一部适应时代的新辞书出现，于是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的慨叹，认为“欲求文化之普及，亟应创编辞书”（《〈辞源〉说略》），决意编纂《辞源》。1915年，《辞源》正编面世，全书收有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不同，这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首创“语词为主，兼及百科”，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年代里，《辞源》成为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

　　1928年，舒新城接任《辞海》主编，对标美国《韦氏大词典》，重点收录当时的新词语，诸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山东问题”等时政词语均收入在内。其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气焰极为嚣张，收录这些敏感词语十分冒险。但舒新城认为：“《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说往事而不说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人人伤心之事。”（见钱炳寰2002：143）《辞海》收词释义坚持中国人的立场，反映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出版后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黎锦熙（2011：221）以辞书作为国语运动、汉字改革重要成果的体现与标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鉴于近代以来欧美各国和邻国日本都有大型辞书问世，王云五（2011：250～251）尝试编纂《中山大辞典》，明确指出“《中山大辞典》之编纂体例与英国《牛津大字典》大致相同”，“集我国单字辞语之大全”，足见他不甘落后西方，建设辞书文化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前夕，魏建功等学者就已考虑编写一本普及型的小型字典。曾在魏家客厅里讨论字典构想的金克木（2011：507）曾深情回忆道：“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1950年，魏建功受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叶圣陶的邀请，主持编写《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魏建功（1999）曾说：“字典不是就当前若干个人的意图做记录，而是把祖国语文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归纳起来给广大读者作参考，悠久的文化一定要批判地继承。”《新华字典》发行70多年来，成为基础教育的必备工具书，为整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期间，大批图书被封存禁售，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讨论制定《1975—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规划。其中，除了上述《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外，《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是其中重头辞书项目。

　　《汉语大字典》全书8卷，1990年全部出齐，收5万多个楷书字头，逾2000万字；1999年启动修订，用时10年出版。《汉语大词典》全书13卷，前后历时18年，1994年全部出齐，共收词37万条，逾5000万字；2012年第二版启动，计划出25册，目前已出版至第9册。《辞海》《辞源》修订本和《现代汉语词典》等也都先后出版，其他中外文语文、专科等辞书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姜椿芳被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文革”中入狱将近7年，狱中苦思冥想，决心像法国的狄德罗一样，出版一部中国的大百科全书以启蒙读者。1975年出狱当天，他就向前来看望的领导提出这一想法。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接着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历时15年编纂完成，共74卷，覆盖66个学科，共77?859个条目，12?568万字。为适应时代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已于近期集中发布，共发布50万个网络版条目、10卷纸质版图书，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各领域科学文化最新成果。

　　在新中国70多年的辞书建设发展中，国家层面上的辞书出版规划除了1975年的那次外，还有1988年的《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和2013年的《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有力地促进了辞书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宝彩票民族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陆续出版，填补了部分民族语言辞书出版的空白，开创了为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编纂辞书的先河。

　　人类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即使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由无数人的艰辛积累而成。吕叔湘（1981）曾这样定义辞书工作：“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要说搞‘名山’事业，那就只有搞词典。”《俄汉详解大词典》主编李锡胤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自己给自己评价，写墓志铭的时候，我是这么写的，李锡胤是大时代当中的一条小爬虫，给人民做了一点小事情。”[1]

三、守正创新的科学精神

　　张万起（1994）指出：“编词典，工作量大，时间长，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又高。……编写人员必须用严肃负责的态度、用科学的精神对待词书编写工作，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任何一种产品而言，都需要在掌握专业精湛技艺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研究创新，才能实现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刘庆隆（2010：398）说：“编写字典、词典要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超过前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脱胎换骨”的整修迫在眉睫。1957年，毛泽东同志决定修订老《辞海》，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3年《辞海》（未定稿）内部发行。1979年3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向国庆3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之后每10年修订一次，2019年出版的第7版已收录近13万条目，约2350万字，1.8万余幅图片。

　　曹先擢（2010）说：“编一部重要的、标志性辞书，难在既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又恪守现代汉语规范；难在有科学的学理支撑；难在原创。”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1956年，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彩宝彩票（1977年改称彩宝彩票），组建词典编辑室，组织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这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没有很多参考书可以利用，大家从收集词语、制作卡片做起，1958年词典开编，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初稿，充分体现了全体编写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

　　1958年，吕叔湘制定《〈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两万多字，180条，绘就一幅蓝图并付诸实施。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面世后，彩宝彩票词典编辑室曾从8个方面组织学术总结，提出“把我们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的水平”（吕叔湘1961）。1961年，丁声树接受组织安排，继任主编，同样重视辞书编纂研究，在《词典编纂规划（1963—1969年）》中提出：“七年中结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增订工作，系统地整理并补充词典资料，加强词典干部的培养与进修，逐步提高业务水平。”陆俭明（2005）把“主编不虚设，负起严把学术质量关的责任”作为“《现汉》风格”的第一个方面。《现代汉语词典》“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创新性将我国的语文词典编纂工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见杜翔2022），这跟两位主编的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以及全力以赴的责任感分不开的。

　　新世纪以来，全球华语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在十年间先后出版。全球各地十余个编写组近百人的编写团队，秉持“大华语”理念，收录词语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华语社区，在展示丰富多样的华语词汇的同时，描绘了华语在全球范围内的语言生态。

　　一批学者在辞书编纂与理论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曹先擢曾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和《新华词典》的编写，是中国辞书学会创会会长，注重汉字的古今演变和形音义关系研究，著有《谈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辞书论稿与辞书札记》等。赵振铎是《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眉批旁批，朱墨烂然，基于丰富的辞书编纂实践，著有《字典论》《辞书学纲要》等，提出了辞书编纂理论体系。符淮青吸收和借鉴国外语义学、符号学、词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著有《现代汉语词汇》《词的释义》《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等开拓性成果。张志毅从同义词辨析起步，著有《词汇语义学》《理论词典学》《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等，并在鲁东大学创立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成为国内辞书研究的重要基地。徐庆凯在长期辞书编纂和实践中，在辞书学学科创建、辞书收词释义及资料运用等方面勤于思考和总结，著有《辞书思索集》《专科辞典学》《辞海论》等。

　　《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主编张柏然顺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辞书从编者视角向读者视角转换的大趋势，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和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并运用于《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实践，为当代英汉词典的编写提供了典范。

四、执着专注的工匠精神

　　辞书人的特质是敬畏每一个汉字，推敲每一个标点，表现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江蓝生（2022）说：“辞书编纂是一个永远有遗憾、很难达到完美的工作，一部大型词典通常需要用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打磨才能臻于成熟、完善。即使是一部成熟的词典也不能一劳永逸，仍要随着时代和语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修订改进。”

　　黄建华（1981）曾这样评价法国代表性辞书《法语词典》编者利特雷：“词典编纂家未必是想象力丰富的创造者，却肯定是坚毅顽强的实践家。”这也是包括黄建华本人在内的广大辞书人的写照。1998年，临近退休的黄建华接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纂《汉法大词典》的邀约。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一起签约的其他学者由于工作、身体等各种原因先后退出。考验黄建华的不只有词海无边，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他一边坚持服药，一边继续伏案，历时16年终于完成。2017年，他又踏上词典修订的新征程。

　　《辞源》的编纂过程艰苦复杂。《〈辞源〉说略》记载，“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当始事之际，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主编陆尔奎为《辞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失明。吴泽炎主持《辞源》第二版修订工作时已经70岁，星期日和节假日从不休息，坚持做第一手资料，读书抄卡片，在20年的时间里，他一人就做了数十万张卡片。张万起（1994）称道他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没有为词书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他每天早上8点研墨，连续伏案8—10小时，每天3000字，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一直到1986年辞世。这本字典最后在他弟子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弟子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20世纪30年代，张怡荪看到藏文辞书由印度人和欧洲人主导的局面，下决心编写《藏汉大辞典》。1945年，编出《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修订补充大辞典内容，仔细审阅每一个词条。“文革”中张怡荪受到冲击，资料卡片被封存。1977年底，张怡荪向邓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后，编纂工作得以重新上马，1979年出版征求意见稿。1985年，《藏汉大辞典》正式出版，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水平。遗憾的是张怡荪已于1983年逝世，没能亲眼看到大辞典面世。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是1975年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项目，由商务印书馆承担。1978年，商务印书馆将编写工作委托给了车洪才。经历无数波折，2012年，车洪才将200多万字的书稿交付商务印书馆，而此时的工作人员已不知晓还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2015年词典出版，车洪才用时36年，终于执着专注地完成了使命。同年，获颁阿富汗杰出贡献勋章。

五、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

　　辞书编纂的艰辛非同寻常，需要数年或数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繁复而单调的工作，对集体编写的辞书来说，个人的努力和贡献融入集体的工作之中，难以独自呈现，没有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是完成不了的。陈原（1981）把词典工作表述为：“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

　　陈翰伯是1975年第一次辞书出版规划的策划人，主抓《汉语大词典》等重点辞书的组织工作。因积劳成疾，1977年《汉语大词典》青岛会议上突发脑血栓，但仍带病工作。1983年又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后，自知看不到《汉语大词典》出齐，在厦门会议上饱含深情地说：“有一天《汉大》出齐，希望得到这个消息，我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见巢峰2007：556）

　　《辞海》修订版1979年出版，5000多名专家用20余年完成了夙愿，而署名的只有数百人；《辞源》第二版汇集了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人才，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封面未署主编的名字，仅在第四卷末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00多人；《汉语大词典》第一版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1000多人；《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根据学科情况组建编写组，参与编写的作者单位多达44个，编者人数共90多位。

　　从1985年开始，武汉大学10位中青年教师以18载的清贫和寂寞，选取近3000年来中国传世典籍的权威资料，汇聚成千万字巨制《故训汇纂》。2022年，编纂团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主编之一的宗福邦深有感慨地说：“学术研究不宜急功近利，我们既然选择这样一项长周期的大型科研项目，就得耐得住清贫和寂寞。”[2]

　　《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1975年启动编纂，1986年陆谷孙接受任命担任主编，立下军令状：编完词典之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1991年《英汉大词典》出版。第二版修订时，陆谷孙放手给编写组的后辈，向出版社建议主编换成年轻一辈。面对媒体采访他总是强调，这是团队合作，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中国大百科全书》先后动员了全国两万余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撰稿，他们各自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所长。钱学森（1984）曾在国防科委大百科全书编辑工作会议上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释文撰写问题做了发言，以“导弹”条释义为例，对释义内容安排和导弹方面条目处理都提出详细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时任总编辑梅益说：“编撰‘大百科’这种书，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看不到名，得不到利。如果没有相当的奉献精神，没有为国分忧的精神，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见巢峰2007：560）

　　团队合作、不计名利还体现在资源共享上。《汉语大词典》使用的资料当中有一批来自商务印书馆和彩宝彩票的语言材料。《辞源》的卡片约有7万张，语言所保存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资料卡片和《现代汉语词典》资料卡片，总计有20万～25万张，复印后都成为《汉语大词典》的工作资料（见王涛2020：58）。

六、思考与启示

　　进入21世纪，由于互联网和语言智能的发展，辞书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词典查检习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网络阅读，人们常常有“碎片化”的忧虑，而辞书恰是由众多“碎片化”的条目组成并且供人们“碎片化”检索使用，因此有人说辞书具有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受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明显，由此导致纸质辞书市场大幅萎缩。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是科技进步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数字化时代对辞书出版业的基本要求。中国辞书学会就辞书的媒体融合发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融媒辞书”的概念，并提出辞书的“两大转变”：由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转变，辞书研究工作由辞书编纂研究扩大到辞书生活研究。

　　新时代赋予中国辞书人新使命。面对新时代新技术的挑战，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国辞书精神，坚持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充分发挥优质辞书的引领作用，创新辞书服务形式，从辞书编纂研究拓展到辞书生活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不断满足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因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日益增长的对知识获取的新需求，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辞书人应有的力量。

　　近年来，国外已拍出了一些以辞书编纂为题材的影片。日本《编舟记》讲述词典编辑部耗时漫长编纂词典《大渡海》的平凡故事，传达了“做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精神，与日本民族文化相得益彰。韩国《词典》说的是朝鲜日据时期，在日本侵略者实行“大东亚共荣圈”、禁用朝鲜语的情况下，一些朝鲜人士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留自己语言的故事。爱尔兰《教授与疯子》讲述《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主编默里和志愿供稿人、精神病患者迈纳之间的故事。对照国外情况，中国目前还没有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期待能有这类作品问世，引起社会公众对辞书编纂工作的关注。

　　为表彰出版界、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从事辞书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中国辞书学会专门设立了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自2006年首次颁发以来，已颁发了4届，即第一届（2006年，12位），第二届（2008年，8位），第三届（2011年，6位），第四届（2018年，11位），累计37名获奖者。期待学界在不断的辞书编纂实践中整理发掘中国辞书人物的典型事迹，加强对中国辞书精神的研究并大力弘扬，使它成为推进辞书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源源不断地给中国精神增添生动实例和鲜活内涵。

附 注：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9VXK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21&ZD310），原刊发于《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1] 肖源、毛更伟、迟嵩，《李锡胤：一个纯粹的读书人》，http://china.cnr.cn/yaowen/20170817/t20170817_523904734.shtml。

　　[2] 刘成友，《一部大型汉语工具书的诞生》，https://news.sina.com.cn/o/2003-11-29/04451211333s.shtml。

作者简介

　　杜翔，彩宝彩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学、词典学。

文章转载自“中国辞书学会”网